“心房上的花”一节的暗示具有隐藏性，土司制度衰落的祸根源于那开在“心房上的花”—罂粟所诱导的人类贪婪欲望的本性，用“心房上的花”命名引种鸦片并由此衍生欲望之战的内容，标题本身就是隐喻式的思维方式。它所承载的意蕴既具体又抽象，它或许直指人类内心对源于人性本相的欲望的牵系、冲动，或许不尽然,它的所指空间应该更大。
“失去的好药”一节同样如此。二少爷把松巴头人献上的能根治他的“傻”毛病却非常难以咽下的珍贵药丸扔进草丛。如果按照常规理解，这显然暗示了人类深陷不能明辨是非的人生迷误却不自知的可怜境况，但作者在此却暗示了一系列的问题：松巴头人的忠诚是什么？二少爷丢弃的又是什么？这灵药可以治好二少爷的“傻”，那么这药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这里作者用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思维模式超越了本节故事文本的意义含量，让叙事在接下去的有关章节为所述事件获得崭新的、扩展的意义支起相应的空间，它牵动着小说整体寓意的传达。
在“罂粟花战争”中，土司们看见麦其家种罂粟发了财，纷纷效仿，改种罂粟，麦其在此时却听了“我”的意见改种粮食。因为下种时间晚，“我”的哥哥大少爷旦真贡布说，“种下得那么迟，不等玉米成熟，霜冻就要来了。”“我”的傻瓜脑子里却出现了一个预言，感觉到“哥哥的话不会算数”。结果，“晚秋的玉米也丰收了”。粮食丰收后，“我”向父亲提出免除百姓一年的贡赋的建议，“话一出口，我看到了书高官的眼睛亮了一下。母亲很担心的看着我，父亲有好一阵没有说话。”客观事实验证了我的主观想法，“我”从主观意识角度观察到了人们的所思所想，从而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预言家。
“边境战争”一节，麦其土司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牺牲自己能干的儿子和发动无休止的战争是追逐权力的象征。
还有诸如：塔娜先与丈夫的哥哥***，后又与年轻的汪波土司私奔，寓指情欲的泛滥。茸贡土司为了粮食与财富出卖年轻漂亮的女儿，暗示着无休止的贪婪……
当然，不管是叙事视角还是叙事情节，或者是叙事结构，都只是一种“表现性形式”，是一种文学意象，这种意象的“能知”是意象本身，它的“所指”则是一种更深层的、难以言传的“意味”。透过作者的寓言化写作，我们可以看到那深隐着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的生命的叩问。
二、寓言化的人物形象
周政保说，“这部小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意象体现。”[11]“二少爷便是一个大意象，他“既傻又不傻”，是一种“人”的或历史的象征，乃至意象。”[12]象喻历史发展的状态，人的生命状态。缠绕二少爷的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这是傻子不断地认识自己，在进行人生价值的重构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的心理反映，是为生命寻找寄托和归宿的哲学化沉思。喻指人生存的困惑与茫然。米兰_昆德拉说过，文学探索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的生存是什么？”[13]
在小说众多的人物角色中，“我”是最重要的角色，“我”是麦其土司第二个老婆所生的儿子，土司醉酒后的产物。“一个月时坚决不笑”，“两个月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映”，“我一咧嘴，一汪涎水从嘴角掉了下来”，这种种情况说明：“我”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何谓“傻”？按一般辞典的解释，“傻”即愚蠢，不明事理。就是我这样一个“傻”的角色却与各种人物息息相关，因为“我”有着特殊的身份，有着汉藏两种血缘。
（一）傻子“我”的形象
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的艺术符号。傻子形象在小说中对结构文章、组织材料，反映社会生活等方面有特殊的作用，傻子并非真的傻，他是因为聪明，超脱而傻，傻则无爱无恨，只能看到基本事实，能够不偏不倚地审视生活。M_兰德曼说过：“社会从文化形成具有特殊性这一点看却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在每一种文化中有不同的构成，因此，如果人被看作一种社会的需要，那么他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14]就像小说中的傻子一样。
因为是傻子，我失去了继承王位的可能，“一个傻子怎么能做万人之上的土司呢”？因此父亲少了一些对我的提防，哥哥旦真贡布也不用为了以后的权力对“我”防备。“哥哥因为我是傻子而爱我，我因为是傻子而爱他”。“傻子”又傻得不同寻常。“我”妻子塔娜说，“你睡着之后，没有一点傻相，一醒过来，又倒有一点傻样了”。傻子在自我意识中经常进入一种冥想状态：“我在早晨初醒的时候常常迷失自己，不知道身在何时何地，……我先动一下身体，找到身上一个又一个部位，再向中心，向脑靠近，提出问题：我在哪里？我是谁？“平常，睁开眼睛后，我在呆呆地对什么东西望上一阵，才能想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这样我才不会迷失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两次，我被人突然叫起来，一整天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地。”这种穿越表层生活的冥悟，内心世界中的自我对话，是一颗极度焦灼的灵魂向生活、向生命、向命运、向历史和现实发出的最浅显又极易被人以为是傻子言行的动人一问，表现了人在一定的生存状态下对自我性灵的回返式关注，也透露出生活在压抑性灵中的人类无法超脱现实包围的苦闷。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所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15]
“我”的傻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小说中的人们始终无法弄清“我”是一个真正的傻子还是一个聪明的人，摇摆于两种判断之间。“我”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傻”首先是一种精神定位。“我”的傻有两层基本含义：（1）多客观而少感情。人对于自己生长于其中的文化都带有深厚的情绪成分，很少有人能抱定一种情感的中立。对生活于藏族，作为贵族的“我”，傻可以令“我”“不爱不恨”，因而可以看到基本事实，还可以明哲保身。（2）“傻”意味着超越与自由。“我”和哥哥具有鲜明的对比效应，“我”的“傻”和哥哥的聪明也形成两种精神品质，傻与聪明在于是否熟悉并且能够顺应现有规则，傻令我有一种脱离常规的、局外人的眼光，这种身分可以使我从日常之流，从规则礼俗中解脱出来。傻成为一种特权，给我带来相当程度有自由和相对独立的立场，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我生长于其中的传统文化体系。其次，傻是一种叙述策略，“智力上与社会认可水准的差异，反而是叙述可靠的标志。”用智力上有问题的人兼做叙述者，往往埋伏了这样的判断：人物的社会化程度低，精神被教化的低，更多地保留了人的自然本性，也更能体现作者的隐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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