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一方面展示土司家族一步步走向没落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为宗教精神所浸染的神秘氛围，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特定的生命群体的生活状态。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土司及其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奴们的真实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状况，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存在于他们生存空间中的那种原始的神秘。“真正的有价值的写作，是那种不断地靠近心灵中神圣的部分的写作；而真正有力量的语言，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到达心灵和事物本身。”[9]
如：“罂粟花战争”中，门巴喇嘛与汪波土司雇佣的神巫间的斗法，门巴喇嘛使用巫术，使得冰雹变成水落到地上，并使汪波土司的地盘上下起了鸡蛋大的冰雹；他还能测算出翁波意西喇嘛被割舌头的不幸的命运；“我”和门巴喇嘛都预感到汪波土司已经对麦其家的人下手了；两次神秘的地震；紫色的衣服（死囚穿过的衣服）推着杀手多吉罗布去找麦其土司报仇；无舌头书记官的重新说话等等。正是由于作品中添加了这样的情节和内容，才有人称之为“寓言文学”。由于内容的寓言性，小说在描写土司制度的兴衰过程中，情节也就自然地寓言化了。
如在事关麦其家族兴衰的几件大事上，“我”创造了神奇。
其一，是在决定种“粮食”还是种“鸦片”的问题上，父亲听从了“我”的“傻”建议，决定种粮食，而其它土司全部种鸦片而使鸦片价格大跌，以致出现了饥荒，麦其土司的领地却因为粮食丰收而财源滚滚，既得到了财富，又巩固了地位，使麦其家族一跃而成为土司中最强大的一支。这是偶然还是命定？
其二，是开辟康巴地区的第一市场，“我”在北方边境拆除堡垒，建立了第一个市场，引进新的事物，与其它土司进行贸易，与汉人交换货物、粮食，获得高额利润，富甲一方。并且没有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几个寨子，许多头人心甘情愿地来投奔。
其三，是巧妙地对付茸贡女土司，当茸贡土司为解决饥荒而来求助于“我”时，“我”以傻子般的任性和机智，以粮食为载体，不经意的一擒一纵，就让茸贡女土司就范，答应把她漂亮的女儿塔娜许配给我，就这样“我”娶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
其四，是翁波意西违背了土司的意旨，舌头被割去了一半，当“我”出现时，翁波意西却奇迹般地能说话了。
我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傻子，却做出了许多聪明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与此对照的是，那貌似聪明却处处展开聪明，想当土司的哥哥，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但在南方战争中一败涂地，而且成了仇人的刀下冤魂。这其中便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理念，聪明—愚蠢只是相对的，是可以互为转化的。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这些情节不再具有再现历史和展示人物性格的意义，而成为作者隐喻历史，将作者的想象变化为文学现实的平台。
对他们的描写，成了作者将“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进行的一个有力的探索”[10]
小说情节的寓言性就是这样通过“我”这个寓言性有人物逐步展开的，因而“我”的历史便是康巴土司的历史，“我”的传奇经历喻指土司历史的传奇性。当杀手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听从命运的召唤，任由杀手将刀子扎进我的肚皮，不作半点抵抗，这种不合情理的情节处理，反映了作者阿来对“宿命”的认同。喻指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谁也阻止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三）就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来讲
小说在整个结构上没有一个完整的，符合客观逻辑的故事情节，而是一些曲折的片断。人物较少有完整的经历，而是一些与“我”的思想相一致的形象。这便使整个结构呈现一种寓言化。
比如：“大地的摇晃”是一个明暗示，它暗示了大地上最为坚固的土司王权不能免于“动摇”有如天底下最为坚固的大地不能免于“摇晃”一样，但是“大地摇晃”了，它暗示了土司制度将会消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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