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可悲。
更可悲的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这种东西，尤其在有关那个最富激情的时代的资料方面。
我是在大约2000年初的时候开始对文革产生兴趣的。坦白说，我我觉得对搜集文革资料已经做的很努力了，现在再让我回头去重作一遍我也不觉得一定会做的更好。但即便如此，我所找到的原始资料仍然少的可怜，大量的是大小“精英”们唧唧歪歪的伤痕文学、御用文人们牛皮烘烘的封神文学，以及这种《康生评传》。
这实在毫无办法。有时感觉文革似乎不是发生在20多年前，而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所以今日流传的种种描绘才会如此的充满了“文学性”。
我们的确面对的是谎言所堆砌成的巨大山川。
这样的情况下，我承认我完全无可能“全面、客观”的去了解那个时代描绘那个时代，我只能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真实全面的去描绘一些事情，从而为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社会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有人会说这叫“一知半解”，确乎如此：不要说那样雄奇伟大的时代，就算是我们如今这样龌龊如臭泥塘的空想资本主义年代，又有谁敢说不是“一知半解”呢？谁敢说自己了解的“全面、客观”呢？
5.
但即便如此，这本书还是必须写的，那个雄奇伟大的时代还是必须反思必须回顾的。
哪怕只是因为那三件案子。
美国的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第十六街爆炸案可以视作一个参照物；而北京大学工作组案和孙志刚案则分别是文革时代和我们如今这个时代的标志事件。
我不想就这三件案子再多说什么。我已经竭自己所能的描绘了这三件案子。我的能力仅至于此，我无法做的更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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