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贤们尚且如是，何况我们这些只能依据前贤们留下的资料来回顾往昔的人呢？
这是我选择以事件和人物评说的方式来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
我不标榜“全面、客观”。我尽力把所选的重要事件一一作出尽可能真实全面的描绘评说，然而判断一件事是否“重要”则我无法保证其中没有我的主观因素起作用；我竭力把我所掌握的资料去芜存精对照查考判断真伪，但是这是否就能真的“全面”反映出哪怕是一件事，我同样无法保证。
我不标榜“全面、客观”，因为我觉得会那样标榜的只有两种人：骗别人的，以及骗自己的。
4.
选择这种方式来写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则是：
我必须承认自己手中的资料残缺不全东鳞西爪，而且超过三分之二是间接得来的，其中有相当数量甚至不仅仅是可靠与否的问题。
比如——原名张宗可的山东人康生是文革初期最重要的左翼领袖之一，而1982年红旗出版社的《康生评传》算得是目前康生研究权威的一部著作了。然而就在这部书中，我读到了一段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奇文——讲的是康生和江青的“早期勾结”：
“在这段时间里，他同江青相识。江青，原名李云鹤，乳名李进孩。其祖父李纯海，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其父李德文，阴险毒辣，贪得无厌，被人称为“李狼贼”。他先是经营旅店木匠铺二十多年，后来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出租盘剥。其母是个臭名远扬，心狠手毒的二房小老婆。江青小时，家景已经破落。康生初到诸城时，江青刚上小学，康生离开诸城去上海时，江青小学已近毕业。从年龄上说，康生当时是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江青是七岁至十四岁。他们是怎样相识的呢？江青上小学，每天路过张家门口。一为活跃少女，一为富户阔少，一攀一求，自然各取所需。从康生的家门口到江青家门口，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张家居城中心的南街，江青家居东关。两家相距远近，且不必说，反正两人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说他们两人当时相识，已经怀有某种政治目的，那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他们两人相识，恐怕当时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到后来他们互相利用，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那么多政治丑剧，犯下那么多祸国殃民的大罪。但是，也不容否认，他们俩这时的相识，也确实为他们后来的肮脏勾当搭了桥，奠定了基础。”
无话可说。
实在无话可说。
我承认还是可以从中找到若干可能是事实的东西的。比如：江青的出身很苦，母亲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妾室（注：从“典入”一语看，更像是借款抵押的性质，而非真的购入了那么多土地。若真如此则“地主”恐有些不太可靠了。而李德文的“旅店”和“木匠铺”究竟有多大，是同时存在还是李德文后来改了行，“典入”一百二十亩地究竟是只出卖了店铺还是连自己的房产等等全部出卖了，一百二十亩地究竟由多少人共同使用，等等等等则待考。事实上，思澄自己的故乡曾经有一户人家，解放前拥有八十多亩不错的土地，但却是全家老老少少四五十口人共同拥有的。事实上是没有分家的大家族共有的土地。那样的人家其实算中农都有点不足，因为他们必须另外租佃土地才能维生。如果李德文也是类似情况的话，那么距离“地主”二字不免更远。），父亲为人贪狠名声不好（？），与康生是同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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