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很正常。但是同一会议又作出了八条规定：1.大字报“原则”上可以贴，但内容要内外有别；2.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要上街；3.各种批判会只能在校内开，不能开大规模的声讨会，更不能出校；4.不要上街游行示威；5.学校之间不要串联；6.不要保卫黑帮住宅；7.要防止坏人破坏；8.这条最让人啼笑皆非，居然又是“不要泄密”？？？！！！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一群学生，一不是军事院校的军人，二不是特务，究竟有什么密好泄的？
还是在同一会议上，刘少奇拍板决定——这个决定我认为是超级怪味豆——本来确实是北大提出的派工作组取代校党委的要求，然而决定是：不但要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而且要向中等学校派工作组。
会议上陈伯达递了条子提出了反对意见，建议先不要搞工作组。于是他被严厉的批评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提出：八条规定正式行文之前，应该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最好能请毛泽东回来亲自领导这场运动。
两个人显然都对刘少奇主持下这次会议的决定有担忧，然而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体现的是个性的区别，也是政治智慧的高下。
也就是这次会议之后，大批工作组被派入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究竟派出了多少工作队员，我手头有了两个不同的数据：一个是约7400人；一个是12000多人。我怀疑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数字，也就是大专院校派驻的工作队员是约7400人，而整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派驻了12000多人。但究竟是否如此则待考。
另外一些侧面的资料则提及当时派驻北京市大专院校的工作队达到四百二十多个，入驻各中学的工作队也有数百个；同时因为本身干部不够，还向总政借了3000多名本来要派到农村搞四清的军队干部来充实工作队。由这些数字来看，7400和12000两个数据还是有一定可靠性的。
另外一件要提及的是就是当时并非仅仅北京文教系统派驻了大批工作队，而是全国各大区都是如此，区别仅仅在于北京的工作队是中央派的，而其他地区的工作队由各大区和各省委领导而已。上行下效之下，很多地区甚至搞的比北京更加——实在想不出什么词来评价这种搞法。
6月三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条规定”令身在杭州的毛泽东火冒三丈，这八条规定也因此没有正式行文。但即便如此，大批的工作队却仍然派了下去，而他们执行的正是这“八条规定”。
7.
发生在文革之初的这次工作组狂潮开启了激烈的社会抗争之门。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头脑中反复回响的是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文革是被后来的一些人称为“荒唐岁月”的，但至少同样荒唐的是文革之中真正荒唐之最的三大祸害：特务工作队、衙内红卫兵和官派造反派，却从来被那些反反复复叹息着文革之中他们如何受害的人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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