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确实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聂元梓的大字报先是得到了新华社的全文广播，而后的6月2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并配发评论。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5月30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曾和还在南方的毛泽东商谈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问题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5月31日，以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了人民日报。这件事情是否对《人民日报》6月2日转载聂元梓的大字报有影响，在获得更多的资料前不好判断。
但对北大党委来说，单只新华社的广播和人民日报的刊载已经很可怕了。几乎是转瞬之间，成千上万的师生包围了校党委，要和陆平等人“算总帐”；最激烈的行为是包围了陆平等人的住宅，跳了窗夺了门。这可以算是文革期间的“抄家”之始——如果在早期“一千多人”围攻聂元梓的时期并未出现抄家现象的话（之所以用“时期”是因为文化革命最初闹起来的文教系统中，同一时期中类似聂元梓所遇到的情况不仅于北大，也不仅于北京。）。而初期围攻聂元梓的“一千多”师生变得灰溜溜。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我分析：其一，如前所述，在围攻聂元梓的时期恐怕北大“扩大化”的问题很严重，有不少人陪着聂元梓挨了斗，如今当然怒火满腔；其二，北大党委在日常的工作中官僚习气压制群众意见乃至官僚特权打击迫害等等问题只怕多少也是存在的，所以会有很多人——从《人民日报》转载聂元梓大字报后北大的情况看甚至可能占到师生们的大多数，平时敢怒不敢言，现在爆发出来了（我认为这应该是主流，因为围攻聂元梓的时间不过一个多星期，即便扩大化很多人受了株连受了委屈也充其量就是围攻聂元梓的“一千多人”的同一级别；后来校党委的对立面则若干倍于“一千多人”，数量上来说只怕北大大半师生都在其中。）；其三，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人和北大本来的流氓学生等等也肯定会随风闹事。这就属于“浑水摸鱼”一派了。围攻聂元梓等人的时候他们不会寂寞，如今风向一转他们就也随风转了。不过这一类人怎么都属于极少数（原因：一则我对北大当时的学风还是有期待的，觉得那时的北大学生中流氓应该还不多；二则北大毕竟是师生上万的大学校，北大的运动社会上的人除非另有组织，否则混入参与的无论如何不可能多过北大自己的师生。）。
这种情况下：
“北大党委已经烂掉了！我们要求中央给我们派工作组，领导我们搞好文化革命！”
建议一出口，立刻得到了北大师生们的广泛响应。
这应该算是整件事中的一个“路标”，说明直到此时，北大师生们的怒火仍然是对着校党委，对党中央依旧是充分信赖。
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再加陈伯达、李雪峰等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个会议味道很怪。一个是作出了针对北大的三条决议：1.派原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2.撤销陆平、彭佩云等的职务，改组北大党委；3.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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