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和学校师生们之间本来就已极其紧张的关系从此之后更趋激化。
6月18日，北大出现了大批不经工作组“安排”“批准”的揪斗现象，是为“6.18事件”。刘少奇为此专发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9号）”，将“6.18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从此开始“反干扰”运动；
6月20日北师大学生谭厚兰（女）等17人贴出了反对工作组长孙有渔的大字报“孙有渔把运动引向何方？”；又有人贴出“郭影秋你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揭发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间进驻人民大学。孙有渔迅速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师生们斗争这些学生，并提出了著名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然而到了中午，却又有人贴出了“孙有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质问工作组。是为北师大“6.20事件”。当天晚上北京市委派人“接见”了师生“代表”，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然后谭厚兰等人便遭到围攻、打击和批斗；
同在6月20日，地质学院一名党委常委组织一批干部教师直接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激烈指责工作组“起了黑帮们起不到的作用，强烈要求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至此，反对工作组的声浪已经超出了一半师生和基层干部的范畴；
仍然是6月20日，刘少奇的女儿刘萍萍就读的北师大第一附中的两名学生陈永康、何芳芳也贴出了一篇“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直接质问工作组：“工作组的老爷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代表党的领导？你们对学校情况一无所知，凭什么下车伊始，指手画脚，大发议论？……”文中甚至质疑到了工作组是否真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地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反工作组的浪潮已经不仅限于大专院校，而是已经蔓延到了中学，连相对单纯幼稚的中学生也开始对工作组的干法感到难以忍受了。刘少奇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将这两名中学生定性成为“小***”，指示：“蛇出洞了”、“要发动群众斗争他们”；
6月21日，“刘主席的点”、清华大学的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的大字报“大家想一想”中提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份大字报措词未必算得上很激烈，然而一则清华是王光美坐镇的“刘主席的点”，二则这份大字报的说法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对工作组根本立场的质疑，于是当晚王光美就在工化系部分同学座谈会上将蒯大富的大字报定性成：“大家要注意，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随即掀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反蒯斗争”。更参照“四清经验”，将蒯大富开除团籍，作为“典型”、“活靶子”狠斗狠批“一定要彻底的把他斗倒斗垮斗臭斗彻底！”，同时更“既要在理论上把蒯大富同学批深批透，还要把他的组织活动查清”大力追查“蒯式人物”，捉“***游鱼”。清华园内，从此“反革命”、“反党分子”大批涌现。大批学生被批、被斗、被带帽。批判又批判，斗争又斗争之下，“***学生”昏死在批斗场上已经不算新闻，多名被斗学生自杀。
面对全国性的反工作组狂潮，刘少奇的对策是继续施加高压来“控制局势”、“不能乱”、“党有党纪、国有国法”。
6月20日，陶鲁前、何长工出马指使工作组“要顶住”，并公开到地院讲话，批评反工作组的人是“闹事”、“***翻天”。
6月22日，薄一波致北京地院公开信发表，在文中，薄一波以领导人的身份表示：“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他是代表组织工作的。如果校党委有问题，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是夺回了党的领导权，（我手头的资料在这里出现中断，前后的两句肯定不能直接联系起来，怀疑中间应为‘所以夺工作组的权’。如是，则这番话可能就是‘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一个加强版本。）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类的罪名……”
一边是大批学生老师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游鱼”，一边是“领导指示”：“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类的罪名”，这样的做法无疑决不可能“稳定局势”。
工作组和学校师生之间的对抗更趋激烈。
20余天里，在北京24所大专院校中，被打成“***”的学生便以万计，同时还有数千教师成了“反革命”，详细的致死人数则不祥。其中清华、北大的被捉被斗的“***”学生均过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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