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的反抗也变得日益激烈。尤其在在“刘主席的点”清华大学，王光美亲自抓的“典型”、“活靶子”蒯大富无论批斗关押还是开除团籍，就是死不屈服，甚至在辩论会上还把工作组成员驳的哑口无言，连薄一波和他辩论一样无功而返。同时更连续贴出《致叶林（清华工作组组长）》的大字报，要求工作组认错，否则将开始绝食。
大学如此，中学的局势也迅速恶化。
除了北师大一附中的两名“小***”之外，清华附中一些学生成立于5月29日的“红卫兵”组织，和受此影响，于六月初在地质学院附中、石油学校附中、北大附中、北京二十五中等中学成立的“红卫兵”、“红旗”、“东风”等中学生组织也因为发宣言、贴大字报和印制小报等行为，“非法组织”、“公然鼓动造反”、”一定有后台“，刘少奇指示“对一切反动骨干都要抓！”、“工作组先审查，把他们隔离，然后由公安机关出面侦察。关键是要证据。”。
而“证据”是什么呢？成立组织、贴大字报、印制小报、发宣言等等的“证据”当然是确凿的，只是说这些“非法”不免牵强；而“公然鼓吹造反”的“证据”则是一篇名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
毛泽东在韶山故居得知此事之后气的破口大骂：“结社自由是上了宪法的，凭什么说人家非法？我回北京后也参加红卫兵，看他们哪个敢镇压！”。文革期间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的支持和公开佩戴“红卫兵”袖箍的行为，就源乎于此。
而北京的刘少奇仍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中继续大打“要搞反革命组织”的“在野***”，而且从一些文件看似乎中学还日益被“重视”了。7月6日，刘少奇指示团中央和教育部门：“中学文化革命要在8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那样。”——刘少奇直至此时居然仍然念念不忘自己夫妻档的四清经验。
而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时，他又提出：“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当前要加强工作组的领导，逐步恢复党支部领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受迫害者”数十年唧唧歪歪如一日的文革“罪行”也就是“学生打老师”就源起在这一时期；后来在“衙内红卫兵”时期，“老师”们又一次大批被打，除此之外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不会比现在的学生打老师情况更多。而且情况很复杂，确有“学生打老师”，尤其是所谓的“***中学”之中，因为学生大多有不好惹的爸爸，所以老师被斗被打的尤其多；但是同时在整个北京乃至全国有更多的“老师打学生”。学生之中被打被斗被批甚至自杀的人数远远多于老师。
当然，在我们的一些整天价委屈兮兮的“园丁”心中，“学生打老师”自然是大逆不道必须严加批判必须“忏悔”的；而“老师打学生”……还是“宽容”了罢，至不济也“都是文革的错”。
他们永远不敢面对事实。
刘少奇的蛮干令许多中央级领导人也感到极其担忧。周恩来的办公室在最高峰时曾一天收到来自北大、清华、地质、北师大等大专院校的二十多份措词激烈的报告，纷纷要求驱逐工作组。
在中央，要求撤工作组和坚持不撤工作组的两种意见明显对立。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