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桃园经验”最后的总结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后来的文革期间“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对这四条经验评价为：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
我承认这样的结果未必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初衷，然而却不能没有他们的责任，而他们从未站出来承认过错误和纠正这些做法。
这样的“特务工作组”在“四清”中效果就大大的值得怀疑。最终还是毛泽东不得已站出来搞了“二十三条”，事实上否定了“四清”中的许多做法和“桃园经验”，局势方告缓和。但也由此而导致了毛、刘之间矛盾的深化，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甚至不得不手持宪法和党章来保护自己的发言权。
而到了文革开始之后，刘少奇却又把这样的“特务工作组”大面积派驻到了大专院校和高初中。
局势也就只能因此而剧烈的恶化起来。
“四清”式依然执行着“桃园经验”的工作组进入学校之后，立刻“严格执行”了“八条规定”。诸如封闭校门、禁止校内外串连、大字报分别保密师生们只能“内外有别”区别性的观看以及“枪打出头鸟”，“教育”大批“闹事”、“乱贴大字报”的师生，“卡”外出串连者，等等的做法，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非仅北大也非仅北京为然。
而在北大，陆平、彭佩云、翦伯赞等人则被“封闭学习”了，无论是的确如后来的宣传那样是“保护”的措施，还是“四清”中干部“上楼”的机械套用（我坚决认为这种可能性大的多。），但肯定是无论反对陆平等的人还是支持陆平等的，都不会对这样的做法感到满意。
事实也很快证明了把这种在相对封闭和忍耐性较高的农村农民那里都难以奏效的“四清”经验搬到信息流动相当通畅的中学甚至大专院校，来对付忍耐性要低的多同时党团员和复员军人转业干部等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是多么的愚蠢。
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迅速出现了。
而这时的“特务工作组”们，居然仍然是在照搬“四清”的一套。
8.
事实上在这一段时期派驻工作组的全国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中，北大远非反工作组最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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