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波意西，一个在圣城拉萨获得格西学位的喇嘛，不辞劳苦，行走一年多，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传播新教格鲁巴，以“代替那些充满邪见的、戒律松弛的尘埃一样罪恶的教派”。但在这里没有人信他，尽管他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但由于他攻击了土司制度，并预言了土司的灭亡，所以被土司判了死刑，但临刑前，土司改变了主意，变死刑为割舌头。而且依照法律，该死而没有死的人就要成为土司的家奴。就这样，翁波意西带着他认为所向无敌的教法，没有被接纳，他反而变成了家奴，戏剧性地让他看了土司制度的灭亡。
桑吉卓玛，“我”的侍女，她心甘情愿地把肉体献给了“我”，但她只要稍不留神，就得挨土司太太的打骂，后来她看到我和另一个女人做爱，便向“我”请求：“你叫我死吧”，因为她知道“按照刑法要挖掉眼睛”。这与其说是卓玛保护自己的手段，毋宁说是专治统治对人心熏染得无比深重的结果。
还有汪波土司派来偷种子的那些人，他们可真是前仆后继，第一个来偷种子的人被杀之前对土司的大儿子说：“把我的头捎给我的主子，叫他知道他的人尽忠了。我要到了他面前才闭上眼睛。”实际上他是把罂粟种子藏在耳朵里，死了也要给主子偷回种子。这表明在土司制度下人的精神状态被戕害到何等程度。
三、寓言化的艺术表现
寓言是诗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说：“艺术品的高低取决于它表现的历史特征或心理特征的重要，稳定与深刻的程度。”[17]阿来在显语言的外形之下，追求一种潜语言和一种超语言，在这里客观的真实已无足轻重，作者只能极尽能事地用其幻想、虚构、变形、荒诞、魔幻、调侃等等表现艺术方式传达出一种主观上的真实。语言本身只是承担象征寓意的特殊载体，读者可以通过载体获得“言处之意”，受到启迪，领悟某种寓意。
小说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音响感和流动美，并且飞扬、浓郁的诗性语言充盈着小说的每一个角落，语言在结构上具有平衡美。如：“风在很高的空中打着呼哨”，“他们的欢呼就像春雷一样在天地之间隆隆滚动”，“塔娜穿上锻子长袍，晨光在她身上流淌”，“只有春雪才会如此滋润绵密，不至于一下来就给风刮走了，也只有春雪才会铺展得那么深远，才会把满世界的光芒汇聚起来”，“一粒粒弹壳出来，在土路上跳荡，辉映着阳光”。这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给人一种陌生化的感觉，极大地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想象。还有小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面声声叫唤。”作品最后一句话是：“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的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在地板上变了颜色。”而小说最终以这样一句话点题：“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而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样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又终于大地，寂静之后便又响起新的旋律。”
各种风格并存，阿来借签了拉美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许多民俗、风俗引入作品，与客观现实的生活情景揉合在一起。北大教授严家炎起草的茅盾文学奖的评语说：“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的开合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18]如：人们相信僧人的法术，汪波土司有了仇人时，便会招集喇嘛举行大规模的法事，汪波土司与麦其土司较量时，汪波土司诅咒麦其家的罂粟在生长最旺的时候被鸡蛋大的冰雹倒伏，在他们聚积大批神巫实施诅咒时，麦其家的巫师便摆开阵势进行反抗，场面极其宏观；歌谣能占卜吉凶，某年月日，有人唱这歌谣而瘟疫流行经年。又某年月日，这歌谣流行，结果中原王朝倾覆，雪域之地某教派也因失去扶持而衰落，歌谣又在一群小奴隶们口中突然复活，预示大祸临头，果然大地动摇了；还有“活佛求雨”、“割掉的舌头又长了出来”等等，使作品虚实相生，变幻莫测。丰富了作品的形式美感，更重要的是吸引了读者，使读者在诗意的感受中受到思想启迪，得到人性的升华。
小说运用了魔幻、夸张的表现手法。例如：曾有个紫衣人临刑前没有向土司家的法律屈服，他的灵魂不去轮回。翁波意西割下的一段舌头竟击伤了黄狗—一只黄狗飞跃而起，在空中就把舌头咬在嘴里。但它不像叨住了一块肉，却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尖叫一声，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如，腐烂的人头中耳朵开花；断了舌头的书记再次说话；哥哥抽了“我”一耳光，竟打不疼“我”，银匠用鞭子也抽不痛“我”，而卓玛轻轻掐一下都是痛的等等，这些叙说都是荒诞离奇，但能给读者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还有一些夸张的情节，如：土司太太看到丈夫与新欢在罂粟地里疯狂时发出的快乐而放荡的声音，传进官寨，在堡垒似地建筑中激起回响；土司与三太太、大少爷与弟媳妇在大白天互相撕扯，使官寨摇晃起来；土司太太看到丈夫与新欢在罂粟地里疯狂时，愤怒地把贴在太阳穴上的大蒜片都烤干了等等。
这些语言表达方式使作品虚实相生，变幻莫测，既丰富了作品的形式美感，又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在诗意的感受中受到思想启迪，得到人性的升华。
结语
最后，我想指出一点，《尘埃落定》尽管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但在寓言化的写作过程中也不免留下了一丝遗憾，那就是在“尘埃”即将“落定”时，作品引入了“白色汉人”，特别是红色汉人的直接介入，是一种艺术上的疏忽，是一种寓意结构上的“失控”，且冲击了原拟题旨寓意的完成，在结构上有点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这就影响了“尘埃落定”在“普遍的眼光”的投射下找寻“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的寓言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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