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在１９５８年前后，中国提出了三面红旗。其一是“总路线”，具体说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二指大跃进，所谓“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看来愿望是好的，但浮燥得实在可以，由此可以想见“亩产十万斤”是如何出笼的。其三是“人民公社”。其本质是“政社合一”，即政权机关和生产合作社结合。既管政治，也管经济及其他差不多所有事务，或者说是政府包下了一切，可以说是中国大政府格局的初现。
三级所有：自５８年大跃进后，我国很快实行了公社化，当时在县以下有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在我们一带，公社的建制比“撤扩并”后目前的镇要小，（但从黑龙江一些地区看则相当于镇。）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而大队则相当于现在的村。兼有政权和领导生产的多种功能。（在黑龙江的合江地区，所谓的一级政府－－－－“革命委员会”是一直建到生产小队的。）在“暂时困难”后大队和公社中间的一级“管理区”渐渐取消。由于层次多，特别是当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等大环境影响，农村经济分配上问题较多，即所谓干部的“懒、谗、贪、占、变”问题。中央就定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以生产队也称小队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当时有几个很出名的中发文件：“农业发展纲要４０条”、“２３条”。后者就是专门针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要了解那时的中国社会不可不看这几个文件。
四清：文革前奏之一。始于暂时困难刚结束的１９６３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早期是清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干部的多吃多占问题（清经济），后渐偏重于思想政治方面（清思想）。渐渐改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就发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就以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为文化革命开始的标志。
桃园经验：四清运动前期，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桃园大队搞试点。她们所总结出的经验即称“桃园经验”。也是文革中给刘少奇定罪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家村：文革前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和明史专家吴晗，经常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一般以“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为专栏名。内容多为文史杂论，不可否认其中有借故喻今的内容。成了文革最先中炮的目标之一。（当然更早更大的目标还是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四大：指文革时期允许、提倡、鼓励群众使用的四种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看来，这四大并不对仗。大鸣和大放，源于百花齐放之放，百家争鸣之鸣。前者指各种艺术流派都允许存在，后者指各种学术理论都允许发表。很明显，这是一种政策。评说一种政策，无非是正确与否，是否真正实行；而大字报和大辩论却是属于方式，也就是说，大鸣可以用写（如论文、大字报）的方法，也可以用讲（如讨论、辩论）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放在一起还并称四大自由并不合适。
接班人：本来接班人的意思是象“共产儿童团歌”里唱的，是泛指的。但文革期间的这个词，通常是专指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当时还有接班人必须的五项具体条件。具体人选原来是刘少奇，彭真，后来是林彪，再后来是王洪文。我还记得文革初期，当时军委四个副主席讲话，说明选林彪当接班人的英明。结果是原来的打倒了，新的一个也没站住。
走资派：文革专用语之一，意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反路线：文革专用语之一，意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最早于１９６６年五月末出现于北京清华附中。后来由于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迅速蔓延到全国大中学校。当时的含义仿佛是苏联的“青年近卫军”，是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我曾遇到有一个被抄对象解释为红色卫生兵，实在是联想丰富了－－一笑）一般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群众组织。开始仅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随着“血统论”的被批判，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的其它学生很快就纷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红卫兵。如北京，出名的红卫兵司令部就有三个。
破四旧：首先是林彪等人借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号召大破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实际运用中四旧内涵极广，从旧书（实际上几乎就是所有的书了，因而那时差不多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闭了）、旧戏（也差不多是全部，因为实际上只剩下几个样板戏还可上演）、老歌（“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语录歌、国际歌不在此例。）直到宗教迷信，各类文物，乃至菩萨庙宇、古建筑造型，可以说差不多都在打倒砸烂之例。这也就是后来大批青年学生被指认为破坏中国文化罪人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在各级各类偶象的怂恿下，少不更事的青少年懂什么？杭州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学生为主的造反派要炸灵隐寺，由于周恩来说了话“要保护”，结果也是学生为主用人墙守住了它。我记得似乎是以浙江大学的一个叫“１８６１”革命造反战斗大队为主做了这件事。记不清是哪位写过一本书，他说：我曾是红卫兵，我不忏悔。我也深有同感。每到灵隐，看到飞来峰下那些缺鼻子缺眼的佛象，我总是浮想联翩。我喜爱这些佛象甚于新做的大石刻。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里，到底应由谁对历史负责？我总是想到写《一八七一公社史》的梅林在书末说的话，应该是那些穿着带金线的制服的高官权贵们。（这是二十几年前看的，原句记不清了。）杭州也是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我特别喜欢青藤先生（？）写的：拭拂残碑，敕飞字依稀可辩。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倘钦徽一返，此身何属？彼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而我们中国从来是只骂秦桧不骂高宗，只怨妲己不怨纣王。青藤先生的末三字何其深刻呀！
红色恐怖：由“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进一步发展到极端，就是滥用私刑，北京、河南及其他各地均有骇人听闻、惨绝人圜的故事。ＷＲ142期上子生先生说的有些事不好解密，我觉得是有点不好解密，冤冤相报是不行的。可是不了解这些情况，让我们的后代怎样看那些该负责的人呢？看到不少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朋友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争论，我深深感到４５岁以上的人们应该多写下自己的回忆和经历。不了解过去的沿革怎么能说出中肯的观点呢？尽管在这个年令层上的人们能上网的并不多，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功能多少能补上这个缺陷。这就是我也希望写些小百姓看法的原因。我相信总有一天全都要让老百姓知道的。文革博物馆还是应建起来的。正好有人推荐在《西湖》上刊出了高尔基的文章，我总觉得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实在是要好好反一反封建，是要补一补“什么叫人的基本权利”的课。在我们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受到的致命攻击为什么却是来自封建主义。千万不要象巴金先生说的，挨了大老爷的板子还要谢大老爷恩典。
大串连：对三届生而言，这是最浪漫的文革专用词了。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后，为了鼓励学生青年造反，开始了波及全国的大串连。理论上是要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让各地各单位造反派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客观上给广大的大中学生带来一个极好的免费旅游的机会。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甚至还有穿衣不要钱。（当然借条是要出的，但最后都报销了。）至今仍是让许多青年羡慕不已的事。由于措手不及，给许多地方造成极大的接待压力，如江西井岗山就发生过飞机空投食品之事。感谢北京几个红卫兵的传经，我始终没有到远离交通干线的地方去，所以没有遇到过衣食之困。但也是在大串连中，我第一次有了和虱子一起生活的体验。也是在大串连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国中、东、南部各省的大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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