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其他职工教师整整被斗了一天，已经精疲力尽了，心情很沉重。这时员警又来把我押上了三楼，那儿早已坐好了陆科长、廖科长和工作组组长周松。我预感到又一次使人恐惧的审讯又将来到，就这样，我仍抱著一丝希望，幻想他们的“恩赏”……。陆科长对我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坐下”，并泡了一杯茶叶茶给我，接著廖科长向身边移了一移，嗓门压得低低的说：“快交出内幕，我们知道，凭你郭嘉宏没有那个胆量，不策划你是没有那个能力。”我支撑著疲劳的身体，沙哑著嗓子说：“是我自己干的”。总希望他们对我有一点了解，可是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大吼一声：“郭嘉宏！不要糊涂，你知道‘六一五’是个什么会？是暴动性质的反革命复辟会！还了得，当时你的权利可大啦！党支部书记也不在话下，你要回想回想，谁指使你的或你领会了谁的意图去发挥的……”陆科长说：“你还年轻，你还有哥哥妹妹，你要好好为他们想想，否则全家都要倒楣。”天啊！这是执行的什么政策？但嘴里不敢这样说，只好再一次诚恳地说：“因为汤政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一代，‘六一五’是群众自发的，自己搞起来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廖勃然大怒，声色俱厉，猛然提高嗓门吼叫道：“郭嘉宏，你不要耍滑头！”陆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哼！我们说关你，就关你，说放你，就放你，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你要好好考虑。”
我真没有想到，今天还会有用过去国民党对待小八路、共产党员的方法来对待我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哄、吓、诈、骗，没有见效，又耍出了利诱的手腕，周松铁青著脸说：“不说可以，你走吧，黑会全部责任由你负，小郭，到时候懊悔就晚了，哭都来不及了，那时再说就不行了。告诉你，原来领导都提拔你当副校长了，你反过来反党，现在老实交代，将功赎罪还不迟。”这时已经清晨，我已感到实在难熬，不能支撑了，下楼时，感到天旋地转，到了宿舍才发觉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但我还要写检查，不能休息，我怀著悲愤的心情责问自己：“郭嘉巨集，郭嘉巨集，你究竟犯了什么罪？生在苦水中，长在红旗下，是党把你教养大的，真没有想到，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倒被说成反党了，为什么真正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老爷们批不得、反对不得？究竟我有什么罪？”
四个月来，我记不清受过多少次审讯，真象家常便饭，谁都可以斗我训我，一个月不到我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这时候没人敢和我讲话，更没有人敢关心我，有的只是写检查、劳动（他们称作劳改）、受审，我每次总是抱著希望的心情走进审讯室，回来却拖著沉重的步子，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些工作组的成员，特别是公安局专审犯人的科长，象要吃掉我似的，我实在不想见到他们，他们每次突然地吼叫，点我的名，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吓一身汗，我处于恐惶不安的状态，偏偏他们就是要找我，我又一次以恐惧的心情被带上三楼，那知那儿早已坐了许多人，当中的是市长卢春仲，我差点儿高兴得叫出来，仿佛见到了亲人，想诉说我所受的委屈。哪知得到的是更大的失望，他也铁青著脸吼道：“你叫郭嘉宏！！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快交出你的主子来！”天啊！我还有什么希望？咦！原来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怎么办呢？我只好自己鼓励自己说吧：“是我自己干的！”这下触怒了他的尊严，卢春仲更加恶狠狠地说：“走吧！走！走！带走！！”ＸＸＸ科长说：“你这小家伙完了！”我想：“是啊！完了！！”还有谁能相信我？了解我？难道我真的反党吗？难道反了汤政就是反党吗？汤政就是党吗？他们让我受这样的罪，象对待罪大恶极的政治犯一样，死亡一次又一次地威胁著我，是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教导我，“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在死亡的边缘上，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救了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顶住了他们对我的折磨。四个月中，先后有镇江市市长卢春仲、公安局局长曹润庭、公安局科长陆达仁、孙凤山、公安局秘书ＸＸＸ、工作组成员王庆元（后为我工区党支部副书记）对我进行审讯。
由于我年轻，又被与世隔绝，在他们对我超高压政策下，为了得到可怜的自由，忍痛按他们定的框框写检查，被迫承认了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六一五”是反革命复辟会，我是黑会主将，反党分子……我想以后最多定我***也比现在强，到那时我就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控诉市委对我的迫害。谁想到的却是更加严重的政治迫害，借此作为他们瓦解群众、镇压群众的资本。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人生污蔑，他们贴出了“剥开郭嘉宏画皮看本质”专栏，叫工区职工贴我的大字报，揭发我的问题，谁对我稍有同情或对他们造的谣稍有怀疑，就要受到围攻，被认为是嫌疑分子。因此，四个多月来没有人敢和我讲话，见到我就把头一低，最多投过一线同情的眼光。我很了解同志们的眼光、处境。他们日子也不比我好过。原来充满革命朝气的蚕桑工区，变得冷冷清清，好似一潭死水。是谁残酷地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这个刽子手就是得到省、地委支持的、以周松为首的，以公安局为帮凶，以隋振江为后台的镇江市委工作组。为了配合他们的审讯，从此，秘密审讯转成了公开的斗争会，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对我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斗争会。一斗就是一整天，一个半天，一个晚上，停止生产，专门开会的有三、四次。他们在开斗争会的前几天，就开始布置出我的专栏，叫全体职工贴我的大字报，造成声势，在斗争会上写著巨幅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郭嘉宏大会”等等。会场上派有专人呼口号，有专人喊“我揭发、我揭发”来制造声势。进入会场时，我由员警押著，头要低著，不叫坐不能坐下。他们揭发，叫我用笔全部记下来，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每当我高呼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时，竟受到员警和大会主席团（工作组指定的）的无理阻拦、打我骂我、诬蔑我、围斗我……。他们斗争会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有工区全体职工停工斗争我，有一个生产队专门开斗争会，随时随地把我从房里拖出来狠斗一顿。记得有一次他们玩突然袭击，第二天开斗争大会，当天晚上我才知道，叫我写检查，为了能早点得到自由，我宁愿不休息，从晚上九点一直写到晨四点，心想总会让我自由了，可是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夜里因为写检查，肚子饿了，想买点夜餐吃吃，他们说：“牛鬼不准吃夜餐”，结果第二天早上，早饭也来不及吃，就被带到会场上斗了半天。到中午，心里难过，饭也不想吃，他们硬要我吃，说什么：“你想绝食啊，你不吃饭，就是对抗！”结果我硬著头皮吃了四两，吃过饭又斗了半天。经过一天的斗争大会，第二天，身体感到不舒服，头昏、发烧，我请假要求休息，他们就藉故拒绝。我实在撑不住，再一次要求请假早点睡觉，公安局科长陆达仁不批准，说我装病，强迫我起来写检查，当时文革负责人ＸＸＸ还说：“发烧，到外面去吹吹。”
四个月来，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竭尽污蔑、歪曲、挑拔、诽谤、分化、瓦解、恫吓、诈骗之能事，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坚持著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进一步欺骗广大革命职工，他们不断制造谣言：
“郭嘉巨集的哥哥也是牛鬼蛇神，制造了‘八一二’反革命事件！”“郭嘉宏是武汉钱庄襄理的三少爷”“郭嘉宏准备逃跑自杀了”等等。工作组组长经常咬牙切齿地威胁我：“郭嘉宏，直到现在你还极不老实，告诉你，‘六一五’的罪行是严重的，你的错误的性质也是严重的、特殊的、现行的，你二十三岁，既年青，又不年青，如果你坚持你自己的意见，顽抗到底，我要给你加上抗拒工作组领导这一条”“你要死也没有那么容易，你要死，这笔帐，就记在你哥哥、妹妹身上”“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因为他们害怕事实，害怕群众认识他们的真面目，所以他极其野蛮地剥夺了我的发言权，我刚一开口，他就嚷起来：“你不要放毒”“又要耍花招了”“又想活动了”“只许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蛮横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的头上，工作组成员王庆元说：“你以前打著‘红旗’反红旗，是为了欺骗群众，骗取信任，为搞这样一个黑会打基础”“你还想革命？！你唯恐天下不乱，直到现在你还放毒，你还认为是革命行动，还打著‘红旗’反红旗吗？告诉你，群众现在都觉悟了，群众不会放过你的。”“你五月份就策划了，六月十二日就开始活动了。”等等。他们一边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一边又对我进行政治封锁，消息封锁。他们唯恐我又获得新的精神食粮，所以千方百计不让我看报纸，不让我听广播，不让我通信，不让我看革命书籍，最最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不让我学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十六条。正因为他们极端害怕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阻挡别人掌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掌握斗争的武器，但是他们也太幼稚可笑了，乌鸦的翅膀是遮不住太阳的光辉。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我终于不止一次看了四卷毛主席著作。是毛主席告诉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毛主席告诉我：“造反有理”。
四个月来，我仅仅看过一份报纸，是在我强烈要求下，九月二十九日看到的。十六条公布以后，他们心虚了，千方百计不让我知道十六条，刚巧一天广播上读十六条，我刚听到一点，工作组组长走了过来，脸一板，咬牙切齿地说：“你想干什么？你倒开心得很，倒小雅呢，把自己的问题考虑考虑。”叭的一声把广播关掉了。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一切牛鬼蛇神在它的面前都将吓唬得发抖，原形毕露。而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如此敌视和害怕十六条，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紧张和空虚，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在种种的高压、刁难下，在工作组提审、逼供的时候，我没有流泪，但是在看《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欧阳海之歌》中我又得到了安慰和力量，可是就连这一权利也被剥夺了。一天，公安局科长孙凤山向我走来，问道：“你看什么书？”我说：“《欧阳海之歌》”孙听了脸色一变：“咦！你还有心肠看小说？你还想学英雄？”就这样，把我的《欧阳海之歌》夺走了。
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封锁，在消息上更是封锁，他们害怕把“六一五”事件的真相传出去，把全场职工软禁了一个月，即使上城也不准“乱”讲，否则引起的后果要由我们个人负责。我家哥哥、妹妹前来工区探望，他们如临大敌，百般阻挠，不让他们接近我，即使短暂的接近，也只许谈生活上的琐碎，不许他们告诉我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否则就把他们哄走。他们送来的一切衣物，必须一一经过搜查，从衣裤到衣缝、夹层，粮票、钞票一张张过目，他们剥夺了我一个起码的公民权利，不准我书信来往，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二哥，他们把信拿走了，几天后，信没有了，退给我的只是我应付的邮费一角钱。平时，亲戚、朋友给我的信我也无权拿到，总是被他们拆得一塌糊涂，他们认为有必要给我的信，才将拆过的信给我看。我自“六一七”被关押后，他们搜去了我一切东西，以前的一切工作日记、政治书籍，至今仍不退还。
这些老爷们说我学毛选是“打著‘红旗’反红旗”，看革命书籍是不想写检查，企图蒙混过关，为了限制我的行动，他们特地为我订了最特殊可笑的“清规”：“不准笑！”四个月来，他们剥夺了我笑的权利，有时稍不留神，微笑一下，便遭到一阵喝斥。有一次我看毛选，无意中对著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像微笑一下，也被工作组长喝斥了一顿。尽管这样，我还是笑了几回，一次是学了毛选之后，一次学了十六条后。
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扼杀革命群众运动，迫害革命群众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十六条公布以后，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不但不承认错误，相反却变本加厉地、更加顽固地沿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滑下去。他们继续打击、压制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对我进一步实行专政，加紧了政治迫害，人身污蔑，人身攻击和生活上的百般刁难。他们规定，晚上写检查，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准睡觉，不是写检查就是考虑问题，起码到十二点才准睡，每天不把检查写好，即使上床睡觉也得被拖起来。早上非四点半起床不可，中午不准睡午觉，白天照例参加劳动（用他们的话是“劳改”），晚上写检查，隔几天要斗争一回，常常强迫我写检查到深夜。他们成立了什么“战斗组”。每次战斗组的成员有红脸，有白脸，硬要逼供，硬要我写合他们意的检查。他们运用精神疲劳战，搞得我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整天昏昏沉沉，他们规定只准坐在板凳上，不准坐在床上，他们规定我吃饭要排队，他们规定吃饭、行动、大小便都要喊报告，批准了才可由“保卫人员”押送去。
有一次，我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是他们冲进来，掀起我的帐子，强迫我写检查，当时，我气得浑身直抖，他们对什么人专政？我有什么罪？我是听毛主席的话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才是有罪的。当时，我真想揍他们几拳，但是我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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