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间，由我院付院长娄家庭告诉我：“老杜（杜蔚然）和我说，山西来了一位石付厅长（现已自杀）讲市公安局六○年送到山西去的一批少年的处理确实有错误，现要组织人一起到山西去，你现在到劳改处去报到”。并指示说：“你去山西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一批判刑‘处理不当’的案件。不要和公安局分开工作，一定要和公安局去的人一道工作”。
而杜蔚然的阴谋是要借我们法院有批判刑“处理不当”之名义，去镇压山西这批少年的反抗。
在劳改处，我未去山西之前，由付处长肖作霖介绍情况说：“山西公安厅姓石的付厅长带来一份材料说六○年和民政局送山西去的一批少年的处理确有错误”，后肖作霖介绍去闸北分局检查一下材料。但我发现材料中有很多是不够教养资格的，当时因不敢提出，做了奴隶主义。以后我和他们一起到山西了。到山西由山西省公安厅石付厅长负责决定：由上海肖作霖（劳改处付处长）、山西傅××（名不详，也任劳改处付处长）组成二大调查组。调查工作一开始发生了二个问题：
一、山西提出：六○年上海送往山西的少年不应作“刑事处理”。上海提出：六○年送来的山西的既不作刑事处理，也不是教养。
二、山西提出：少年不能作劳教类处理。但上海以黄赤波为首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坚持反动路线又耍了新的阴谋，借中央公安部的名义来压制山西提出的问题，我们法院也提出这批少年确不该作管教处理，在迫不得已时公安局又耍了另一个新阴谋，即要有定额地放回一小部分人，企图由此解决这个问题，依旧坚持他们的反动立场。
我到山西后，所看到的情况很心痛：他们这批被骗至山西前，公安局对他们的家长、本人说是去学徒的。但到了山西根本不是学徒，而是被关在山西省少年犯管教所里，受到的所谓教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笼罩下的进行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式的迫害及人生虐待，这些少年和一些阎锡山手下的反动军阀、蒋匪特务、判处无期和长期徒徒刑的地、富、反、坏、右犯罪分子关在一起。让这些犯罪分子任意向少年灌输反动罪恶毒素，使这些少年遭受吊打、绑、关押，在生活上不给吃饱穿暖等非法手段。当时我向山西当局提出，山西当局推托：已作处理，以黄赤波为首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手法处置此事，现应直追公安局。
现值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起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际，我应站起来和《六○事件》请愿团的革命同志们一起来揭露、批判、斗垮前市公安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也呼吁公安、司法的革命同志们站起来同《六○事件》请愿团的革命同志一起揭发市公安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革命同志一起来支持《六○事件》请愿团的革命行动！
可能有些地方我还未回忆起来，需广大革命同志一起对我揭发。
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刘鸿实
原六一年赴山西调查组成员
一九六七年元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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