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1966年北京大学工作组案，必须先对当时的具体社会状况有所了解，而这，又必然涉及之前的许多事情。
毛泽东是在1959年初把权利很大的国家主席职务让给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的。（当然，这个“退居二线”和后来那种“养起来作顾问”、手握军权“垂帘听政”或席卷贪污来得赃款跑到国外作寓公的“退居二线”都是截然不同的。他仍然是党的主席，仍然是中央常委，但在具体分工上已经不在涉入具体的中央事务，只致力于确保国家体制和关系到国家走向的大的政策方针。而这时的“国家主席”也和后来似乎可有可无的“国家主席”不同，仅从法定权限上来说确实是最具实权的头号权力人物，称这时的王光美为“第一夫人”是不错的。）毛泽东这种做法是否有和斯大林比较的心态不得而知（因为斯大林是至死都掌握权力的。），但也足证后来一些人的毛泽东“专制”、“权力狂”的说法非常荒诞，因为后来的事实说明“接班”的刘少奇绝非他的傀儡。
但是决非傀儡是一回事，刘少奇借助手握的重权对毛泽东留下的体制肆意作根本性的改动甚至搞到足以使政权“变色”的地步则是另一回事。
还在三年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1961年，刘少奇已经急不可耐要砍农村合作化推行他的“三自一包”了。“三自一包”和“人民公社”的分歧本来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二人最根本也很长久的政见分歧之一，两者之间究竟孰高孰下阶级倾向如何当然在今天农村大面积破败的今天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了，不过就当时也可以认为还比较模糊有所争论，“坚持意见”的刘少奇掌权之后希望试一试自己的招数倒也不能算什么大错。不过在1961那样仍然处在灾害和饥荒年月的时候砍农村合作化砍公共食堂则是无论如何太过火了——砍农村合作化必然直接冲击抗灾自救能力，砍公共食堂则无疑会使集约消费成为不可能，在灾荒年月这样搞，那无疑是急于推行自己的一套顾不得老百姓的肚皮和性命了。
这种做法当然要招致毛泽东的不满，而推行自己的政策时遭遇到重重阻力的刘少奇也肯定会认为威望崇高的毛泽东已经成为限制自己权力的一条锁链——即便毛泽东再怎么克制，但他的威望本身已经使这种状况成为难免。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来。到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已经公开批评毛泽东支持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他的讲话中，他采用了明显有所选择和人为干预的“调查”结果，作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两人的路线之争不可能不由此而升级。
这之后两人之间的较力就变得很明显。之后的一些实例似乎可以说明两人斗争的一个基本模式，即：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推动下通过大的方针政策，而刘少奇在执行过程中把它转向和毛泽东的企图大相径庭的自己的方向。“四清”的“前十条”和“后十条”是明显的实例。
这样的斗争在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之后变得拥有更多的权力斗争色彩。因为刘少奇仅仅比毛泽东小五岁，以毛泽东主动让出国家主席退居二线的年龄（恰好略高于要求一般干部退休的65岁上限，属“适当放宽”范畴。）画线，则刘少奇根本不应该寻求连任，而应当象毛泽东那样让出实权极大的国家主席位置，转而担任党的职务，之后主要依赖个人威望和人格魅力等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并维护国家体制的稳定。
如果在平常时期，那么刘少奇留恋权力的做法充其量是“风格”问题，会引发不少微辞损害自己的形象而已。不过考虑到刘少奇属于共和国建国第一代领导者的特殊身份和当时的实际状况，则刘的做法损害就相当严重而且深远。
因为刘少奇既然恋栈不退，那么和他同龄、在国家权力方面唯一能对他起制衡作用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也就只能留任。而这两位最高的领导者既然大大突破了六十五岁的界限，那么“适当放宽”也就变得非常空洞了。以此为先例，不仅建国第一代领导群体逐步隐退的过程被大大阻碍了，后来颇遭诟病的“老人政治”是否以此为发端也大值得怀疑。具体到毛泽东来说，那么他是否会因这样的事实而对刘少奇从单纯的政见分歧发展到对刘的人格和目的也深抱怀疑，恐怕也值得探讨。
如果说仅仅有个人恋栈和争权的行为那么毛泽东还可以仅止于怀疑，一些怎么看都太过火的打击异己行为（如庐山会议毛泽东、彭德怀分歧时刘对付彭的一些做法。）也还可以视作政治家的斗争本性不见得不可容忍的话，那么在刘少奇竭力突破权力限制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则肯定已经大大超越曾亲手打倒国民党的毛泽东的容忍极限。
从后来的一些资料来看，这些现象至少包括“官僚作风”（最典型的是1960年一千余名最小只有八岁的上海青少年被“错发”到了山西的一家少年犯管教所，而最晚在1961年就发现“确实有错误”的这件案子官官相护之下直至文革开始之后才被揭破并于1967年元月对有关人员作出了处理。这时这一千多名青少年基本已经“劳教期满”了。）、“干部特权”（如高干俱乐部等问题。）、“权贵子弟学校”（“学生打老师”的集中地带，“血统论”和权贵子弟红卫兵等的重要源头。）、“脱离群众和贵族化”（很有意思也很让人恼火的一件事是某驻外总领事的夫人嫌一个招待员长得丑，请客时让他上了菜之后回避一下，以免“影响外宾食欲”——这种夫人，我都想打倒。）等等。而且有些已经根本说不上是“资产阶级作风”或工作失误了，比如上海铁锅厂一名杂务工在三伏天工作因为既没有降温设备也缺乏必要防护，结果跌入开水池全身烫伤75％。然而工厂的主管人员却借口她是外包工和没有执行“操作规程”等，既不给医药费又不给工资和生活补贴，一脚踢出工厂。最终还是靠工友们凑了三千多块钱才得以活命。
应该承认，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有而且普遍比当时严重很多。不过，毛泽东显然也并非我们现在这帮官僚和“精英”的同路人，所以，他当然不能如某些人所倡导的那么“宽容”那么“阶级合作”。
肯定的说，毛泽东决意发动文革，的的确确是要打倒一大批“老革命”、“老干部”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说法决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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