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不见得，西域的宗教倒是很统一，耶律大石还不是称霸这里。
相比城市的松散分裂，乡村宗族的战斗力就很强。每一次农民起义，如果能吸引到这些豪族参加，规模会呈几何倍扩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乡村宗族的战斗力强，是因为他们都拜同一个祖宗吗？
其实所有的信仰都只是一个旗帜，团结起来的理由而已。真正让人拼命的，永远都是生存的压力。
西方城市公社战斗力强，是因为市民阶层完全跟社会其他阶层脱节，大量城市市民的来源，不是商人就是逃入城市的农奴。城市为什么跟贵族战斗，是因为贵族限制了城市的生存。城市在贵族的领地上兴建，从集市到城镇再到城市，他们跟贵族之间，是隶属关系。有的城市归属好几个贵族统治，因为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也是各种贵族领地的交汇之处，一个三岔河口可以形成一个城市，而三岔河口可能是三个贵族领地交汇之处。
传统封建法律规定，领地内的民众有为贵族服劳役的义务，因此有的城市居民，需要为好几个贵族服劳役，如果真的去做了，城市就无法正常运作。说起来城市跟贵族的斗争，实际上还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有的城市选择了武力抗争，抱团取暖。有的城市选择了花钱买平安。
在中国同样如此，不过中国城市的解放，不是城市斗争的结果，还没来得及斗争，王安石变法就把劳役制度给改了。变法以前，中国也有劳役制，王安石允许百姓花钱雇人代役，这其实就解放了城市阶层。
欧洲城市跟贵族的对抗，还体现在贡金方面，贵族当然是希望贡金越多越好，城市则希望贡金越少越好。这时代的贵族，一个个多是武夫，没什么文化，文艺复兴之前，欧洲贵族拥有浓烈的轻视文化的风气，大字不识的大有人在，所以他们才长期被宗教阶层压制。文艺复兴之后，贵族开始崇尚文化，所以贵族也加入了对抗
宗教的行列。
在中国自然也存在着商人对于税赋的不满情绪，可中国的政权太强，商人们要对抗的是一个中央皇权，这几乎不可能成功。赋税太重，宁可不经商了，也不可能反抗。方腊算是带着商人性质的起义者，借助了宋徽宗巧取豪夺，把江南压榨的民不聊生的大背景，方腊起义还是轻易被镇压了。
宋朝工商业发达，都没能酝酿起城市对封建王朝的反抗力量，到了明清时期，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商人连反抗税收的动机都没有了，因为明清时期的商税太轻，主要负担是压在农民头上的。
欧洲此时的城市运动方兴未艾，而且因为水力设备的传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中国水力机器，其实原理并不复杂。有些机器在中西方早就出现了千年之久，比如古罗马时代和中国的汉朝，都有明文记录的水力冲锤，而且都是用来锤谷物，用来给谷物脱壳。这种冲锤，在原理上，跟水力锻锤没什么区别。随着矿业的发展，这些冲锤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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