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市跟贵族的对抗,还体现在贡金方面,贵族当然是希望贡金越多越好,城市则希望贡金越少越好。这时代的贵族,一个个多是武夫,没什么文化,文艺复兴之前,欧洲贵族拥有浓烈的轻视文化的风气,大字不识的大有人在,所以他们才长期被宗教阶层压制。文艺复兴之后,贵族开始崇尚文化,所以贵族也加入了对抗宗教的行列。
在中国自然也存在着商人对于税赋的不满情绪,可中国的政权太强,商人们要对抗的是一个中央皇权,这几乎不可能成功。赋税太重,宁可不经商了,也不可能反抗。方腊算是带着商人性质的起义者,借助了宋徽宗巧取豪夺,把江南压榨的民不聊生的大背景,方腊起义还是轻易被镇压了。
宋朝工商业发达,都没能酝酿起城市对封建王朝的反抗力量,到了明清时期,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商人连反抗税收的
动机都没有了,因为明清时期的商税太轻,主要负担是压在农民头上的。
欧洲此时的城市运动方兴未艾,而且因为水力设备的传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中国水力机器,其实原理并不复杂。有些机器在中西方早就出现了千年之久,比如古罗马时代和中国的汉朝,都有明文记录的水力冲锤,而且都是用来锤谷物,用来给谷物脱壳。这种冲锤,在原理上,跟水力锻锤没什么区别。随着矿业的发展,这些冲锤自然而然63有人说中国古代的行会组织,战斗力不如西方同行,原因是宗教信仰不同。
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都是一神教,信仰上帝或者其他神灵。中国行会各行各业信仰是不同的,养蚕的,拜的是嫘祖,贩绸的拜的是张骞,唱戏的,拜的是唐明皇,青楼的,拜的是管仲,酿酒的,拜杜康,做木工,拜鲁班。
这些不同的行业神信仰,让各行各业很难团结在一起,形成城市公社。
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压力就凝聚不起来。要说共同信仰,那还是有的。所有人都拜孔子,但凡家里有读书人的,谁不去孔庙烧香,谁不去拜文昌帝君。另外佛教信仰也很普及,佛寺的香火旺盛,大和尚们肥头大耳,富态的不行,他们广有田产,还房贷收息,每一座佛寺都是当地一股强大的金融力量。
这些宗教组织本身的凝聚力也不强,不可能指望大地主孔家带头跟皇帝对抗,不能指望那些天师从山上下来造反,更不能指望一个个在寺庙里杀猪的僧人,能鼓动多少信徒。
其实主要还是世俗化太厉害,和尚庙、尼姑庵藏污纳垢,孔府豪门巧取豪夺,宗教性组织自身就没什么纪律性和战斗力。老百姓信仰复杂,今天拜了佛爷,没显灵,回头骂骂咧咧的就去投了道门。
可是统一的宗教真的就是凝聚力的源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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