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说：“咱们再来谈一谈立法与执法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制定法令应当简明扼要，要不应过于繁琐。这样才能发挥主管官吏的职能作用，从而因时、因地地处理好各项政务。
上古时代的统治者以德治国，凭藉的是官吏而不是法律；后来的统治者以法治国，凭藉的是法律而不是官吏。
上古时代的统治者并不是废弃法律而不用，而是立法简略，官吏断事时周详。
在古人看来，天下的利害所在我清楚，我知道如何去做，朝廷和上级官吏只要求我们在事业上取得成效，故尔并不束缚我的手脚。
因此那时天下的事情，是放弃还是兴办，都依靠官吏的决断。
后来的统治者并不是废除官吏而不用。官吏遍布天下，而朝廷和上级官吏用法律约束他们。
他们心里清楚如何去做才有利无害，却不能尽力而为；他们明明知道社会上还存在着弊病，却不能想办法根除；
稍有违背法律的地方，事情还没有取得成功，却因为违背法律的罪名，报知朝廷而中止了行动。因此天下的事情是放弃还是兴办，都取决于法律。
唉！国家有法律，如古人谈论兵法一样；官吏运用法律，如今人用兵一样。
古人所谈论的兵法，不过是举其概要，至于作战时的纵横变化，运用奇兵制敌取胜，那就靠指挥官临机而断。
如果指挥官用大众所谈论的兵法来约束自己，只能导致军事上的失败。
管仲治理齐国，商鞅治理秦国，他们操持整个国家的事务，使之服从于他们所制定的措施和法令，富国强兵的成效蔚为可观。
龚遂担任渤海太守，赵充国招降先零部族，他们操持一个地区的事务，使之服从于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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