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他打痛了，然后再争取他，通过他来牵制莫奕于和且渠伯德，这样就能各个击破，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虽然我这样做只是一种巧合，但若是我当初不分青红皂白，用一样的劲对付他们三个的话，别说是取得那样的战功，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都还两说。
我觉得刚才先生讲的故事，或者说举的例子，问题在于那些当政者没有抓住关键，没有取得主动，老是被眼前的事情一个个牵着走，这样就很被动了。先生您说对不对？”
永嘉先生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道理。春秋时，卫国发生了动乱，孔子在谈到解决之道时，曾提出要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却受到了子路的讥笑。
鲁国发生灾荒，孔子的学生有若到鲁国后，曾提出要实行周代的十分抽一的税率，却遭到了鲁哀公的反对。
卫国政局的混乱，好象不是靠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能治理的；鲁国的灾荒，好象也不是靠减轻税率所能解决的。
然而要使国家没有灾荒和动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比得上这两种措施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种措施取得的社会效益是长久的，百姓得到的实惠多而且不易觉察出来；这两种措施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国家政治修明而且日益兴旺发达。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利国之道，孟子却用行仁义之道回答他。
《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与齐国作战，庄公却用认真审判处理案件回答他。
行仁义之道不是直接用来利国的，审理案件也不是直接用来为作战服务的，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然而古人既然这么说、这么做，一定有他深刻的道理在。
我们细想一想，按照天下的常理，没有仁孝之人遗弃他的亲人，也没有忠义之士置君国大事于不顾。
统治者若以功利为目标，人民就会象一盘散沙一样去追逐个人的功利，而统治者最终也不能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