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泰戈尔还到山西和山西军阀阎锡单谈论了一番哲学的话题。
相对于泰戈尔来到上海时的轰动，他的离开显得黯淡很多。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无意之中参与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纷争。
在林子轩离开北平后，泰戈尔在北平的演讲并不顺利，受到不少青年学生的阻挠。
为此，徐至摩极为气愤。不愿意翻译那些青年人的言论。
胡拾则站了出来，仗义执言，斥责青年人无礼的行为，接替徐至摩为泰戈尔继续翻译。
他虽然不赞同泰戈尔的观点，但却不会像那样青年一样起哄赶人，至少要尽到地主之谊。
或许周作仁的看法较为冷静。
5月14日，周作仁在《晨报》副刊发表《“大人危害”及其他》一文，声明自己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讲演“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
因为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
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
围绕着泰戈尔访华的是是非非，终究告一段落。
1924年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上海，转道日本返回印度。
徐至摩陪同泰戈尔前往日本，把这位印度诗人送到香港，当徐至摩询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把心落在中国了。”泰戈尔如此说道。
然而，陈独绣并没有因为泰戈尔的离开而放弃攻击，他开始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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