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杂志销量不好，他便写文章到报刊投稿。
依靠卖文为生的郭沫偌陷入了困顿之中，发现国内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他幻想中那种被人高高举起，受到万千学生崇拜的场景没有出现，反而每天都要为了生活而奔波，甚至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
这是郭沫偌后来对这段生活的回忆，他甚至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来形容。
其他创造社成员的处境同样堪忧。
张资评1922年6月回广州，任焦岭铅矿经理兼技师。
此人虽然还在从事文学创作，但为了生计明显是兼职了。
郁达浮1922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安庆法政专校教授英语。
成仿伍在上海和郭沫偌一起编辑《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
他于1923年5月20日在《创造周报》第2号上发表了《新文学之使命》一文，是创造社的中坚力量。
但两人的日子真的不怎么好，他们挤在公共租界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的编辑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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