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和泪的控诉
新北大公社红四团工人马延路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吃人的旧社会，逼得我们全家一年到头吃不上，穿不上，我十一岁那年，就给地主家放猪，我从小就恨死了这些吸血鬼。日本鬼子统治东北，穷人的苦就更说不尽了，我和两个哥哥都被抓去当劳工，在那里受日本鬼子打骂，吃不饱穿不暖，我亲眼看见不少阶级兄弟被日本鬼子活活折磨死。后来我跑回家里，藏了二个月，听说离我家一百多里地有八路军，是我们贫雇农的队伍，专打鬼子，国民党，为穷人闹解放，于是，我就跑去找到了八路军，从此，我这贫农的儿子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的阶级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我懂得了参加革命不是为我一家报仇，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不久，家乡解放了，地主被打倒了，我家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我决心把我的一切献给党和毛主席。在部队上，无论军事训练，打仗和日常工作，我总是走在前头，在几年战斗中，我立过三次功，使我最难忘的是在四八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战役中，我成了三等残废。以后，党把我
调去做林付统帅的警卫工作。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一直到全国解放，我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提为连长。这一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亲爱的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有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没我今天的马延路，就没有我马延路的一切。
一九五六年我转业来北大，在生物系办公室做行政工作。没过多久，我就感到这里不是我们工农干部呆的地方，北大还没解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趾高气扬，对我们转业军人就像旧社会地主对我们贫雇农一样。原生物系党总支书记、黑帮分子胡寿文和资产阶级教授坐一条板凳上，为他们撑腰。就因为我在办公室看报，生物系的祖师爷张景诚进来时，我没有站起来叫张先生，原生物系总支委员张ＸＸ指责我不懂礼貌。还有一次，我找一个吴教授，叫了他的名字，没有叫先生，又被他们臭骂一通。我想，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教授有什么了不起，连叫个名字都不许，因此我就和他们顶撞起来，这一下，可触犯了这些家伙，他们把我支委的职务撤掉了。但是，我在支委会上仍和他们斗争，他们就和走资派串通一气，千方百计把我调走，不久就把我调到新设的放射生物学教研室，我想：“到艰苦的地方去，我去！”
哪知到了放射生物学教研室，黑帮分子胡寿文之流通过黑总支委员、教研室支部书记高ＸＸ对我进行了更残酷的迫害。
放射室有一台大型Ｘ光机，放射线极强，耗子只要照射七分钟就会死。他们就叫我开这台Ｘ光机。可是高ＸＸ只教我怎么开机器，却不教我怎么防护，更可恨的是开着Ｘ光机叫我走到机器房去看Ｘ光管的灯丝亮不亮，当时我想只要是为人民服务，我就干，根本不懂得射线能伤人，所以就照他说的去做了。又有一次，高ＸＸ叫我用手去取出钴源，我也不知道这钴源对人有多大危害性，也就照他说的去做了。我住的那个房子，是技术物理系楼底下的一个小房子，已被放射性铀污染了，高ＸＸ是知道的，却不告诉我，我在这里每天工作8─12小时，吃饭睡觉也在这里，长期受到放射线的内照射和外照射，我的身体一天天跨下去了。刚到北大时，我的身体非常好，可是这个时候，我却整天感到头晕眼花，浑身无力，白雪球急剧下降。最初几次检查，他们告诉我，我仍然坚持工作，后来实在不行了，五层楼都上不去了，到校医院去检查，说我是胃病，其实我根本没有胃病，他们又说我是肝炎，要我继续工作。在这以后，我学会了使用探测仪，拿
到我那间屋里一测，简直吓我一跳，放射性太强了，于是我要求改善防护设备，高ＸＸ却说：“这有什么关系，吃一点也没关系”。我要求防疫站检查，他们也不答应。病情的恶化，使我去校医看病的路走不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当肝炎来治疗，可是越治越坏，要求转院，他们不肯，由于身体越来越坏，不得不在五九年底让我住校医院治疗。
根据国家规定，凡是接触放射性物质工作的人都有营养补助，可是陆平黑帮却不给我补助。不仅不给补助，反而扣除工资，更为可恨的是，他们还减少我的粮食定量。
陆平黑帮就是这样不择手段，想把我活活整死。可是我不能死，我要同他们斗争下去。为了治病，逼得我把在部队上带来的手表，用转业费买的自行车全卖了。最后，我没有法子，只好要求出院，出院后，生物系的走资派仍不放松对我的迫害，叫我去动物房劳动。那里有很多重活，我的身体越来越支持不住了，我想：“现在是你们当权的时候，但总有一天你们是要跨台的。”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64年底，社教工作队进校了，我向工作队揭发陆平胡寿文黑帮迫害工农干部和工农同学的滔开罪行。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我到协和医院去检查，化验结果，我的尿含铀剂量比正常人高十二倍，白血球比正常人低的很多，牙齿、头发脱落，鼻子、眼球出血，全身骨头剧痛，记忆力显著减退，头痛、头晕，当时初步诊断是放射病。在铁的事实面前，陆平黑帮假惺惺地承认“我有罪”。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就在65年1月后，在刘邓的策划下，陆平胡寿文黑帮开始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关于我受陆平胡寿文黑帮迫害的材料，被打了回来，与此同时，他们又将我的病情向刘邓写了汇报材料，刘邓又指使卫生部走资派钱信忠与协和医院走资相互勾结，他们以复查为名，把我的放射病否定得一干二净，硬说我是肝炎，把我赶出协和医院。陆平黑帮迫害工农干部的手段何其毒也！我回校那天，在医院门口碰上了黑帮分子陆平，他下了小汽车，见了我，得意洋洋地说：“你的病还是肝炎吧？”我问：“陆平，你到协和医院究竟来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病是肝炎？”陆平，就是杀害我的刽子手！
回到学校后，我继续和陆平胡寿文黑帮进行斗争。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我一脚踢开，好除了他们这块心病，然而，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平地一声春雷，毛主席批发了聂元梓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主席又一次解放了我，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怀着对陆平黑帮的刻骨仇恨，在去年六月十八日冲破工作组的阻力，和生物系职工小组的全体同志，斗争了生物系黑帮分子胡寿文、潘乃健，但是工作组却把我和其他几个贫农出身的职工，打成“反革命”、“全校6.18反革命事件的大本营”。正当我们
受到刘邓工作组迫害时，毛主席派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来到北大，我校革命派解放了，在万人大会上，我控诉了陆平黑帮及张承先坏工作组对我的迫害，中央首长对我的支持，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我坚定地站在新北大公社一边，与北大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展开了激烈的博斗，这一下气坏了井岗山的保皇小丑，他们对陆平黑帮及其同伙关心备至，对聂元梓、孙蓬一同志却恨之入骨，我怎么能袖手旁观！虽然我身体不好，校系文革已经给我联系好去小汤山疗养；考虑到当前的阶级斗争，我决定不去疗养。今年6月24日，林杰之流的走卒──井岗山兵团的一小撮坏头头带着一伙暴徒，深夜十一点，闯入我家，说我窝藏孙蓬一，威胁我，要我交出孙蓬一。虽经我再三警告，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大打出手，他们乱翻一阵，什么也没有找到，才算罢休。井岗山兵团伙同***老手侯仁之等砸校文革保卫组那天夜里，又有井岗山中的暴徒四五十人冲进我家，说我家窝藏黑材料，勒令我立即交出，一伙人蜂拥而上，卡住我的脖子，拳打脚踢，把我的眼打出血，后脑勺打了个大疱，左背后打肿，遍体鳞伤，他们还倒打一耙，说我是打人凶手，把我绑架到井岗山总部，幸亏解放军同志在场，把我送到医院去检查，才免遭他们更残酷的迫害。
几个月来井岗山的一系列活动，使我看清了他们假造反真复辟的保皇嘴脸。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了陆平等一小撮保皇党，今天难道能让另一个走资派戈华、***老手侯仁之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培源来专我们的政吗？不能。绝对不能！
新北大公社的战友们，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擦亮眼睛，投入战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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