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毛泽东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多重考虑之后无奈的选择。军人执政的种种弊端不言而喻，是必须避免的；而与刘少奇同龄，在威望、资历、能力等方面都远优于刘的周恩来却又太缺乏野心——周恩来为人公正而坦荡，从未象刘少奇那样结成自己的派系搞自己的“圈圈”。作为政治家这是难得的优点，但作为权术家这却是致命的弱点。假若真的以周恩来作为自己之后的国家领袖的话，那么一旦有事，单只“少数服从多数”一条就足以令周恩来成为中国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政治劲敌。在两人政治决战的前夕，赫鲁晓夫用飞机连夜把支持自己的中央委员弄来，在全会上轻而易举的以“少数服从多数”制服了马林科夫。）。
而59年后，周恩来、刘少奇分任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几年里的事实也说明周恩来的确难以独力对抗刘少奇的庞大“圈圈”。
然而这样的选择也一定会使军方感到不快。
事实上，建国后高岗、彭德怀两次“路线斗争”，认真分析起来其实都是有着极深厚军方背景和军功作为后盾的人物，针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发起的权力挑战。即便是后来被“精英”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彭大将军万言书”，只消稍加分析也足以看出：其实是要刘少奇等作公开检讨，针对的决非毛泽东。
高岗、彭德怀，恰好是共和国立威之战的朝鲜战争中掌握后勤的“萧何”和冲锋陷阵的“韩信”。两人非仅是莫逆之交，同时更都是有着顶尖的军功，在军方拥有强大影响力的人物。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所称的彭德怀与高岗有同谋固然是落井下石打倒政治对手的龌龊之举，倒也并非全然的空穴来风。
林彪的这份“政变经”、“五·一八”讲话，一方面是文革前夕毛泽东的确已有完全隐退打算的旁证。因为若非如此，则林彪未必会急于发表这样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讲话；而讲话中“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可以活到100岁。”等等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向“后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也会无从解释。
而另一方面，元帅的这篇讲话也是极清晰的信号。——并非是说元帅此时已经决心要顺应“风气”搞政变，因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哪怕为了“不要泄密”，元帅也决不会有这样的讲话。
元帅的讲话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在敲打某些人。
高岗、彭德怀之后，解放军最强军团的四野系将领之首、解放战争中功勋最大、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南岛打赢了三大战役中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一代名将林彪，也打算有所动作了。
刘少奇是否注意到了林彪的这份讲话，他顶着沸腾的民怨坚持不撤工作组，是否有冒险“闯关”抢在军人们有行动之前全面掌握行政体系的意图，如今已成历史的疑问。
而——如果说我们这些后人在数十年后对着这份“政变经”在字里行间寻觅蛛丝马迹还多少有“文字狱”之嫌的话，那么在1966年7月上旬，元帅旗下第一流的大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给毛泽东的告状信里，已经明明白白的将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为“两个搞修正主义的危险人物”了。
同期，在未经刘少奇同意的情况下，派驻北京文教系统的工作组中，凡属空军系统的全部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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