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诺看着那团毛线，忽然开口。“我母亲也会织毛衣。”陈姐没抬头。“是吗？”“嗯。给我织过一件，墨绿色的。袖口那里钩了丝，她还说要拆了重织。后来没来得及。”她顿了顿。“她就走了。”陈姐的针停了一下。不是那种猛地停住，是慢慢地停下来，像一列火车进站，速度一点一点往下掉，最后停在站台边上。她抬起头，看着许诺。那个眼神不是同情，不是那种“哎呀你受苦了”的夸张。是那种“我知道了”的安静，像听见一句很平常的陈述，但她在认真听。“那年你多大？”陈姐问。“八岁。还是九岁。记不太清了。”陈姐低下头，针又动了起来。但比刚才慢了一点。“八岁。”她重复了一下。没说你妈怎么舍得，没说你爸怎么不管，没说那些许诺听了太多次的客套话。她只是重复了一下那个数字，然后继续织。
许诺看着她，看着她的针一下一下地动。毛线从她指间穿过，灰色的，一圈一圈地绕。“你恨她吗？”陈姐忽然问。许诺愣了一下。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从八岁到现在，二十年了。没有人问她恨不恨。她想了想。很久。“不知道。”她终于说。陈姐点点头，像是接受了这个答案。“不用急着知道。”她说，“有些事，想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不想了。”许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指搭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颜色。她把手翻过来，看掌心的纹路，乱乱的，像一张看不懂的地图。
许诺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睁开眼的时候，阳光已经从正面移到了侧面，落在她肩膀上。她身上不知什么时候搭了一件外套——不是她自己的那件，是陈姐的，深蓝色的，带着洗衣粉的味道。袖子有点短，盖不住手臂，但很暖。她坐直了一些，那件工装外套滑下去，她又捞起来，拢在腿上。
陈姐还坐在旁边，还在织。毛线已经少了一大截，织出来的部分从她膝盖上垂下来，灰色的，软塌塌的，像一条睡着了的小蛇。她的针动得还是那么快，不用看，偶尔低头看一眼针脚，又抬起头看着休息区里的人来人往。“醒了？”她说。“嗯。”许诺的声音有点哑，清了清嗓子，“你怎么不叫我？”“又不赶时间。你睡你的。”陈姐说完，手里的针没停。
许诺把那件工装外套叠了叠，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她低下头，看着陈姐手里的那团灰色。“这件是给我女儿的。”陈姐说，“她嫌我织的土。说现在谁还穿手工织的毛衣，穿出去让人笑话。”她笑了笑，不是苦笑，是那种“我知道她嫌弃但我还是要织”的笑。“我还是织。她穿不穿是她的事，我织不织是我的事。”
许诺看着那件织了一半的毛衣。她想起小时候，母亲也这样织。冬天，傍晚，窗外的天黑了，屋里开着灯，母亲坐在沙发上，膝盖上摊着一团墨绿色的毛线，针一下一下地动。她趴在旁边看，看着那些毛线从一团变成一片，从一片变成一件。母亲从不问她“好不好看”，因为知道她会说好看。那是她唯一暖和的新毛衣。
陈姐的手还放在许诺手背上，没有松开。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的那片安静里。许诺的眼泪已经不流了，脸上还挂着两道干了的泪痕，被风一吹，绷绷的，有点紧。她没擦，也没低头。过了好一会儿，她吸了一下鼻子，声音不大，但在这个安静的休息区里显得很清楚。陈姐的手从她手背上移开，拿起膝盖上那件叠好的毛衣，塞进一个塑料袋里，又放进包里。动作不急，拉链拉上的声音在安静的空气里滑过去。“好些了？”陈姐问。许诺点了点头。“嗯。”
她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在陌生人面前哭，好像没那么丢人。也许是因为陈姐没有那种“哎呀你怎么了”的夸张，也没有那种硬要安慰你的热情。她只是坐着，等她哭完。“我女儿也爱哭。”陈姐说，“打电话哭，挂电话也哭。哭完又说没哭。我说你没哭，那刚才谁擤鼻子了？她就不承认。”许诺轻轻笑了一下。很小的笑，嘴角弯了一下就收了。“她像你。”陈姐看着她，“一个人在外面，什么事都自己扛。打电话回来永远说‘我挺好的’。问她钱够不够，说够。问她累不累，说不累。问她想不想家，说不想。”陈姐顿了顿，“哪有人不想家的。”
许诺低下头。她想起自己给父亲打电话，也说“挺好的”。吃饭了吗？吃了。冷不冷？不冷。工作累不累？还好。那些对话短得像电报，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你到前面，找个地方住下来，好好睡一觉。”陈姐说，“别赶夜路。你眼睛下面青的，像被人打了一拳。”许诺笑了一下。这次比刚才大了一点。“陈姐，你几点下班？”“快了。五点半。”陈姐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还有一个多小时。”
许诺没有说话。她不想走，但也不能一直坐在这里。陈姐有她的工作，她有她的路。她只是想让这个下午再长一点，让阳光再暖一点，让陈姐再说几句废话——你脸色不好，别喝凉的，早点睡。“你到了家，”陈姐忽然说，“要是你父亲说了什么不好听的，你别往心里去。他病着，人病了脾气就不好。他不是冲你。”许诺愣了一下。她不知道陈姐是怎么知道的。也许她不知道，只是猜的。也许当母亲的人都懂，知道孩子回家，不一定被欢迎，不一定被拥抱，不一定听见那句“你回来了”。“他要是骂你，”陈姐说，“你就走开。等他骂完了再回来。”许诺的喉咙又紧了。“别跟他吵。”“我不会吵的。”许诺说。陈姐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她没有说“你长大了”“你懂事了”之类的话。她只是又把手放在许诺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你是个好孩子。”她说。
许诺没有回答。她不知道算不算。她跑了那么多年，没回去看过父亲，没打过几个电话，没寄过钱。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好孩子。但陈姐说她是，她就信了。
陈姐站起来，把那件工装外套穿上，理了理领子。“我得去交接了。”她说。许诺也站起来。她把自己那件外套从椅子上拿起来，搭在手臂上。“陈姐，谢谢你。”“谢什么。”陈姐从裤兜里掏出那个小小的工牌，别在领口上，“一杯水的事。”许诺看着她的手。那双织毛衣的手，干惯了活的手，粗粗的，指节有点大。她看着那双手，忽然想握住。但她没有。“你路上慢点开。”陈姐说，“到了云南，给我打个电话。我那上面有号码。”她指了指工牌上的电话号码，很小的字，许诺凑近看了一眼，记在心里。
陈姐没等她回答，转身走了。她还是那样，步子不快不慢，工装外套有点大，挂在身上，走路的时候衣角轻轻晃。推开门的时候，阳光涌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在休息区的地板上。然后门关上了，影子也消失了。
许诺站在那儿，看着那扇门。她想起自己小时候，放学回家，远远看见母亲站在巷口。也是这种姿势，手插在兜里，身子微微歪着，等着。走远了挥手，说“进去吧，别送了”。那人就真的不送了，站在原地看着你走，一直到拐角，还能感觉到那道目光。她不知道陈姐有没有那样送过她女儿。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每次送都是这样的——不说“早点回来”，不说“我想你”，只是站着，看你走。然后转身回去，继续织毛衣，继续上班，继续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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