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甲沉吟了一下。模棱两可地道“两者或许都有吧？反正，我也是不想埋骨异乡。”
虽然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都建立较早，似乎可以成为南北新军的样板。尽管两者之间有共同点，但还是存有很大差异的。
就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军官文化素质来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湖北新军的军官主要是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担任；北洋新军的军官虽然有科举出身与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数也是武备学堂出身。
至于士兵。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要求则不尽相同。袁世凯在其《练兵要则》中关于挑选士兵的标准是“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斤以外，每一时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主要是针对身体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识字”。
张之洞则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西方军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因而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后，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再从对军队的控制来看，则北洋新军的私人化程远过于湖北新军。袁世凯在《练兵要则》中虽然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但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除“忠国、爱民”两条外，还有两条是“亲上、死长”。所以。北洋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化程较之湘、淮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反观张之洞，虽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经营而练就了一支可观的湖北新军。这对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同他所办的企业与学堂等方面的影响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全部新政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绝不是关键的。所以，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也远没有袁世凯那么紧。
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则比较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派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加之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一种私家武装。
当时，湖北新军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而武汉三镇作为现代都会所带来的新的思想文化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军营内部。这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驻扎乡村大不相同。
既识字、有文化，管制又松，又容易接受新思想……凡此种种，使得湖北新军成为清末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张景良的担心在此时也不无道理，就在两月前，刚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刘静庵、李亚东等日知会骨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下狱。但日知会建立于一九零五年，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骨干被捕，谁知道有多少漏之鱼还潜在军中？
对于军中革命党人的担心是一方面，还有对革命军战术的不适应，水土不服造成的士兵伤病，都是湖北新军不愿再继续深入滇南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对巡防军的鄙视和不信任，以及在已获的情报中所得知的革命军的装备和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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