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迅速和卫先离开了地下室。是有点气闷的感觉，还好到现在只隔了六七十年，里面的空气还不至于变成致命的毒气。
铁门重新被锁上了，但解开六十七年前谜团的钥匙，却已经握在手中。
之后几天，卫先都没有和我联系。
每天的采访我总是心不在焉，稿子飞快地一挥而就，手机一响就赶紧看来电显示的号码。那未知的地下究竟有什么呢？
五天之后，我终于接到了卫先的电话。
他已经准备完毕了。
六月二十二日，周二。
我给报社挂了个电话，说自己脚扭了，正去医院看，如果情况好的话下午就来报社。换言之，我也给自己不去报社打了个伏笔。只要不在那里困几天的话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当然，或许那并不是会不会被困几天的问题，而是出来或出不来的问题。
上午九点三十分，在普济路中央“三层楼”不远处，我和提着两个蓝色大旅行袋的卫先会合。
“这是你的。”他把一个旅行袋递给我。
“等会儿再看。”他阻止了我弯腰拉拉链的举动。
等了几分钟，找了个没有人出入的时候，我们闪进了“三层楼”的大门。要是被人看见我们两个提着这两大包东西进地下室，恐怕很难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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