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回到报社的时候，迎面就碰上了最不想看见的蓝头。
“这两天收获怎么样，稿子什么时候能出来？”他笑眯眯地对我说。
见鬼，不是才对我说什么“不用管时间”，怎么见面又问。不过这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真是不愿意碰见他。
这回该怎么说来着？说有一面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律生人勿近的幽灵旗？
“采访还算顺利。”我底气有点不足，希望就此先混过去再说。
“是吗，四幢楼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搞清楚了吗？那几位老人怎么说的？”
他就不忙吗？我心里抱怨着。
“说了一些关于这四幢楼建造者的事，不过……”我犹豫了一下，该说的还得说，“当时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这两位老人都不在，所以对具体原因也不太清楚。”
“哦……”他拉长着语音，脸色也开始沉下来。
“还有一位没采访，就是钟书同，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三层楼’的老住户，前几天打电话说去巴黎还没回来。”
搬出的金字招牌果然转移了视线，蓝头眉毛一扬说：“钟书同？真没想到，你待会儿再打一次电话，他一回来就赶紧去采访。让他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多谈谈。”
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暗骂。用历史学家的角度多谈谈？谈什么呢，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那次轰炸，还是看那四幢楼？说出来似乎很有水准，细想想根本就是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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