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特权思维（其实很多媒体人都有这个毛病），以为所有的事情在“舆论大棒”的威逼利诱之下，都可以和稀泥。
面对诉讼也不例外。
此时，柴满仓提出合同的问题，众人先是一愣，随即邬有礼的脸上最先表现出讥笑之色。
“柴总，你担心骆千帆敢起诉报社吗？”
柴满仓反问道：“骆千帆起诉报社很奇怪吗？2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我欠你200万不还，你不得跟我打官司？”
周游插话说：“员工起诉报社恐怕也得掂量掂量，他的工作还能保住吗？”
柴满仓说：“有了200万，还用在报社工作吗？直接买商铺投资去了。”
周游笑了笑：“就算打官司，他赢得了吗？你要是法院院长，你敢得罪报社吗？”
柴满仓说：“证据确凿的话，法院也不会冒险替报社背锅吧。人情终究大不过法……”
“好了好了”，眼看着周游和柴满仓一来一往快要杠上了，袁保叠指敲击桌面，打断了他们：
“别争论了，我说几句。我想了想，柴总的‘提醒’得很有道理……”
我靠。柴满仓心说我哪是提醒啊，你要说我是提醒，我不成你们的帮凶了，更加对不起骆千帆了。
袁保继续说道：“报社和骆千帆的公司的确签了合同，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对了，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开会进行了讨论，我记得他的合同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袁保的措辞是“问题”，不是“漏洞”。说“问题”，责任是双方的；说“漏洞”，就是报社的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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