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民间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极低，让明国的内耗极低，对外辐射的力量极其庞大。
在全新的集体经济模式的催动下，明国的生产力几乎达到了中古时代的顶峰，并且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甚至有了向工业时代飞跃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状态。
官方掌控几乎全部的权力，而民间因为不断的胜利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习惯性的已经唯苏咏霖为代表的大明国马首是瞻，一个地方的一个政令发布，民间会遵守，就能改变一切。
统治集团的内部规则能够被较好的遵守、大家还心怀理想的时候，这种有为状态是非常优越的。
这能够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壮举，并且还会对民生产生很多积极正面的作用。
但是苏咏霖立足于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然发现了这一状态的问题之所在。
其一，他毫无意外的发现了大明官员队伍里头“扬权”思想的抬头。
他发现不少官员扬权的欲望难以抑制，并且越来越膨胀，他们更加喜欢大家长大包大揽的角色和办事方式，甚至不愿意在内部搞民主集中，更别说听取民众的意见。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刚愎自用，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民众只要听命令就好了，其他的都不要管，安心生产生孩子就可以了。
大明国难道会害你们？
不存在的。
所以你们要听命令，不能反对，只能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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