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言下有让姜泫离去的意思，姜泫听了出来，心中惶恐，疑虑是否是因为最近心思不属，使郑玄怪罪，急忙直起身子又跪拜道：“泫惶恐，思而不学，有违先师教导，先生勿怪。”
姜泫口中的先师，指的就是孔子。这也是郑玄及其门人所倾向的古文派与盛行的今文派之间的其中一点不同。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致而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制作的，视孔子为受命的“素王”，他们重视经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除了儒家典籍外，很多还擅长诸子百家、律法刑名等等。到了后汉，今文经学家则更明显地利用今文经学来议论时政，以求“托古改制”。
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籍，周公是“先圣”，而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先师”、历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古文经学家注重经籍的整理、考订、训释，与现实政治关系相对要疏远一点。由于两派之间的分歧严重，从前汉末期起两派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论，至今已经演化成了政治斗争。
郑玄只专心于学术，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一方面不将孔子抬到过高的位置，另一方面教授弟子对古今典籍不要尽信，要存疑而求学，求学而存疑，更要积极入世，不能只想着皓首穷经。
见姜泫惶恐致歉，郑玄没有接他的话，只是说道：“学无止境，非必困宥于我门下。我闻雒阳太学石经立成，必是一时盛况，你可前往观学。”
太学石经立成，虽是儒家盛世，但其所依据的，却是今文学派。早在熹平四年（175年），陈留人蔡邕（字伯喈）有感于经籍距圣人著述的时间久远，文字错误多，被俗儒牵强附会，贻误学子。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任，奏请正定《六经》的文字。灵帝予以批准，蔡邕开始组织纂刻石经，历时八年，终于完成。蔡邕虽然不局限于今古之争，但今文学派是朝廷所定下的官方思想，太学石经必然是以今文学派为准。此石经一立，对古文学派必然是个不小的冲击。
想到此，三名大弟子中学问最好的郗虑便问道：“先生，太学石经立成，但其必以今文为基，其多谬误，何必令伯霈观学？”
郑玄笑了笑，道：“伯霈，你且说说，我为何让你去观学那太学石经？”
“今古之争，弊大于利。我辈求道，当不宥于今古之别。”
一旁的孙乾笑道：“伯霈真知先生心意也！”孙乾年龄比姜泫稍大，又与其相交莫逆，为人也是不拘小节，常开玩笑，而且善察人心意，有专对之才，故以己度人，有此一说。实际上姜泫并非是顺着郑玄心意说的，而是却是心中所想，不过他也不去辩解，更不在意孙乾的玩笑。
郑玄看了一眼孙乾，有看了看姜泫，赞赏地点了点头，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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